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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宁取下了那匹千里雪的缰绳，拂其背道，“这么好的一匹马，它姿态高贵、不卑不亢，完美的肌rou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我要是没法驯服它为我所用，难道会舍得杀它？我宁肯将它放归草地野林，让它在属于自己的地方活着……可惜天下之大，已经被人主宰了，没有任何地方是无主之地，它迟早还是会被人抓走的。”

    ……

    朱雀军及刘鹤举率领的被收编的官军俘虏很快发动了对辰州府的战役。有人担心刘鹤举刚刚投降会有所反复，但张宁仍然大胆任用了此人，并且让他统帅投降改编的卫所兵，因为朱雀军的兵力实在已经捉襟见肘。

    这座古老的大城，在连续遭受苗军几个月围攻后，再次遭受了十天的炮击，朱雀军中的臼炮因长时间使用报销了三门。守军已经不堪忍受，终于在火炮蹂躏后的大批军队攻入缺口时，他们已无战力进行巷战，守军主将向朱雀军投降。至此辰州全境落入张宁之手。

    辰州全境、常德府的高都、岳州府的慈利石门澧州等地现在都在朱雀军的统治下，整个洞庭湖西侧平原地区，除了常德府外围，尽数被张宁占据。

    朱雀军主力在辰州，其它地区的方位非常薄弱。官军一时无法再调集军队攻打这些地区，但是靠近澧州的岳州兵二千余人完全有机会收复岳州三县。

    可是担任岳州兵主将的覃有胜却面对三座几乎不设防的空城逡巡不前。

    他身边的幕僚进言：“成国公已经战败，眼下湖广时局混乱，将军拖延行军可能会受一些诟病，但没有有名有实的罪责；反之，如果攻下了三县，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万一又被叛军夺回，将军就坐实了丢城失地的罪责。”

    覃有胜不是湖广的人，是随朱勇来的部将，他听了幕僚的建议觉得很有道理，当下就下令停止行军，并宣称之前的军令可能有变，需要自己先去一趟常德府，询问成国公是否继续之前的战略。

    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在朱勇的作战计划里，主要的部分是攻打高都县，现在主战场都失败了，还有计划可言？朱勇此时根本没心思管岳州三县的事。

    他尝到了失败的强烈痛苦和羞辱。其实胜败兵家常事，两军对战不是胜就是败；只不过被一个完全处于劣势的对手击败后，耻辱感和不甘心的懊丧就分外折腾了。当年建文皇帝战败后，估计也是这么个滋味。

    朱勇无法细细地品味自己的感受，他还得费尽脑子想怎么向皇帝交代，怎么写这个请罪书。

    这一战的失败会给朱勇带来很大的影响，特别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宣德帝刚登基不太久，他会对手底下的文臣武将重新有一个新的评估，而朱勇却错失了这个机会。

    要说值得欣慰的，朱勇很肯定地认为，自己不会因此要受死抵罪，也不会被夺去爵位。无论如何，宣德帝一定会念及他父亲朱能的劳苦功高，放他一马。

    如果没有“靖难之役”中那些不要命勇猛作战的部将，朱棣家是怎么得到大明江山的？而朱勇的父亲朱能是在面对几十万大军勇猛冲阵时战死的，宣德帝多少也该念点旧情吧！

    而且摆在宣德帝面前的不仅仅是情感这点东西，如果他治朱勇的罪将其处死，极可能引发一场深层的政治斗争。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靖难功臣勋贵在权力分配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动了朱勇可能会被视作一个权力洗牌的信号……就像后来的崇祯朝，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去动大太监魏忠贤，虽然皇帝真的很不喜欢那个叫人厌恶的九千岁；这么大张旗鼓地动了九千岁，舆情歌功颂德，可崇祯朝显然比天启朝更糟糕。

    第二百四十四章二十四桥明月夜

    现在的东部形势经过短短几个月，朱高煦已经丢失了淮安、扬州、庐州三府，大江（长江）北岸地区尽数被朝廷收回，朱高煦已彻底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他唯一的方法只有试图凭借大江天险阻挡京营的进攻脚步。但在这场淘汰赛中，正如张宁的看法、只是防守是没有希望获胜的。

    宣德朱瞻基已经把“行在”六部机构及行辕搬到了扬州，积极准备渡江作战。

    但主战场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湖广的奏章和几份密奏给朱瞻基的心头蒙上了一丝阴影。他以为朱勇会比一般的武将强，况且是个有身份的勋贵，让朱勇去平叛是十分看得起张宁了；如今看来，也不知是仍然轻视了张宁，还是高看了朱勇。朱瞻基刚登基一年多，对朱勇等元老的印象确实只存在于纸面资料和他人之口，没有多少机会亲自甄别。

    对于朱勇的处置，朱瞻基心下认为不宜太重，以敲打为主。除了他是功臣勋贵之外，在战后的奏章上也让朱瞻基很满意，虽然失败了，但是说辞并没有多少故意欺瞒新君的内容。根据宦官和锦衣卫两方面的密奏，和朱勇的正式奏章基本吻合，只是措辞不同而已。

    朱瞻基汇总手上的奏疏信息，认为朱勇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不会用人，自身的失误是主要的；另外是轻敌，不了解对手。朱瞻基自己也没料到一个罪官跑掉后拉拢的一帮余孽战斗力会那么强。

    这几天有御史开始弹劾朱勇，说辞并非他战败之实，反而是未经司法部门定案就迫害石门知县家眷的事。朱瞻基相信那些御史根本和石门知县素不相识，但还是有不少人站出来对抗功臣勋贵了。这些人表面上捞足了气节和公道的名声，但在朱瞻基看来主要的原因是同属科举文人一系。文官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潜力，他们在一种无形的东西下会拧成一股绳。朱瞻基无法，只说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朱勇迫害石门知县家眷，然后随便派了个人去调查，但他并不想遂了那些御史落井下石的心意。

    皇帝思路清晰地三下五去二就处理了看似复杂的内部纷争，现在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对付新的重要反叛者张宁。

    张宁的威胁没有汉王朱高煦大，起兵的底子更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朱瞻基现在不能不重视，他也不会等到平定了汉王再全力对付张宁，现在就必须打击。目前的张宁，和几个月前的处境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以前他只算个流寇，而现在他拥有了一府加几个县的地盘，便有了根基。

    作为皇帝，一般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用对人。朱瞻基认为比如朱勇等武将来负责一方大事有很大的局限，为了防止军阀形成，武将不能有太重的军政权；主持大局的人最好是文官。朱瞻基虽然对文官权力扩张有所警觉，所以在延续永乐时期开始重用宦官制衡的策略，但文官照样在帝国事务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必须要重用，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宣德手下有很多文官大臣都不错，但他目标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人才：于谦。于谦目前是南直隶巡按御史，品级虽然低，但提拔巡按御史是很符合官场规矩的。朱瞻基不仅认为于谦有能力办好事，同时也是给他一个历练和资历的机会，为将来朝廷顶梁柱培养一批人才储备，也不至于太过依靠树大根深的元老。

    于谦，永乐十九年进士，杨士奇一系。永乐末期就进入了朱瞻基的视线，及至淮安之战时，他前往敌军营中劝降，其胆略和气势让朱瞻基十分欣赏；后任南直隶巡按御史，按察三府，大胆上书了十条很有实则内容的奏疏，在朱瞻基看来对恢复大江北岸统治的政策非常有用。

    一个人的能力真不是资历可以代替的，有的人就算三朝元老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照样资质平平。宣德帝觉得自己的用人心思并没有错。当然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