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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还都挺幽默。唯独一位老教授水土不服生了病，显得没什么精神，语速也慢。当时恰好是个春日的下午，礼堂里人又多，容易懒散困倦。于是等那位老先生讲完，一个礼堂的人都睡死过去了，只剩前两排的人还在扒着眼皮垂死挣扎。而燕绥之作为压场最后一个开讲，运气喜人，刚好排在那位老先生后面。他两手扶着发言台，扫了眼全场就笑了起来。心说好一片盛世江山。不过他没有强迫别人听自己长篇大论的习惯，对这种睡成一片的状况毫不在意，甚至还对近处某个半睡不醒的学生开了句玩笑说：“我一句话还没说呢，你就对着我点了十二下头。”于是那一片的学生笑了起来，当即笑醒了一拨。那片听众里，有一个年轻学生没跟着笑，只是撩起眼皮朝那些睡过去的人瞥了一眼。他身体有一半坐在春日的阳光里，却依然显得冷冷的，像泡在玻璃杯里的薄荷。这就使得他在那群人中格外突出。他收回目光后，又无波无动地看向台上，刚好和燕绥之的目光对上。燕大教授当时的注意力当然不会在某一位听众身上，所以只是弯着眼笑了一下，便正式讲起了后面的内容。在他讲到第一个案例的时候，礼堂的人已经醒得差不多了。但是很巧，第一个抬手示意要提问的学生，刚好是坐在那位薄荷旁边的。“教授，像这种案子，当事人所说的和控方给出的证据背道而驰，该相信谁？”燕绥之嘴角带着笑意，问她：“你希望相信哪一方？”那位女生张了张口，似乎最初觉得这是个很好回答的问题，但她迟疑了一会儿后，反而开始纠结，最终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那些学生在最初选择法学院的时候，总是抱着维护正义的初衷。希望相信自己的当事人，那就意味着要去质疑控方的正义性，如果连最能体现正义的警方检察院都开始歪斜，制造谎言，那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灰心和动摇。希望相信控方，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当事人确实有罪，而自己则要站在有罪的人这边，为他出谋划策。燕绥之当然知道那个女生在犹豫什么，“事实上，这种问题对于一部分律师来说其实并没有意义。相信谁或者不相信谁对他们来说太单纯了，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和各种谎言打交道。”有些当事人会编织形形□□的理由来否认自己的罪行，即便承认有罪，也会想尽办法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坏，以博取一点谅解。有些控方为了将某个他认为是罪犯的人送进监狱，不惜利用非法方式制造证据，确保对方罪有应得。“当然，还有些律师自己就常说谎话。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当事人是有罪的，但是辩护到最后，他们常常会忘记这点。”燕绥之冲那个女生道，“久而久之，他们就不会再想你说的这类问题了，因为这让他们很难快乐地享受胜利，而这个圈子总是信奉胜者为王。”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燕绥之早就不记得了，但是他记得她当时的脸色有些沮丧和迷茫。于是他又浅笑着说了最后一句：“不过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也希望你能记住这个问题，偶尔去想一下，你很可能没有答案，想的过程也并不愉悦，但这代表着你学生时代单纯的初衷，我希望你们能保持得久一些。”这么一段情景是燕绥之对那场讲座唯一的记忆，其他的细节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那之后没多久，就到了梅兹大学一年级学生选直系教授的时候，讲座上的那片薄荷成了他的学生。正是顾晏。后来顾晏又问过一次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比那位女生更深了一步。那应该是燕绥之和学生之间的一次小小酒会，是他的生日还是圣诞节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冬天，外面下着小雪。他让学生放开来玩儿，自己则拿着一杯酒去了阳台。他原本是去享受阳台外黑色的街景的，却没想到那里已经有人了。占了那块风水宝地的学生就是顾晏。他不记得是什么话题引出的那句话了，只记得这个平时寡言少语冷冷淡淡的学生问他：“你也常会想谁值得相信这类的问题？”燕绥之当时带了点酒意，话比平日少，调子都比平日懒，他转着手中的玻璃杯说：“不。”顾晏：“……”“为什么？你不是说希望学生以后都能偶尔去想一下，保持初衷么？”顾晏问这话的时候是皱着眉的。燕绥之记得那时候的顾晏还不像后来那样总被气走，还能好好说两句话，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当着自己老师的面皱着眉。“那是给好人的建议。”燕绥之懒洋洋的，又有些漫不经心。他说着转头冲顾晏笑了一声，道：“我又不是。”其实这些片段，燕绥之很多年都没有想起来过，还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直到今天顾晏突然提起这话时，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还记得。你希望相信哪一方？燕绥之这次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没有再习惯性地脱口而出“我一般不想这种问题”。他试着模拟了一下那些学生的思维，琢磨了几个答案，准备好好发挥，演一回像的。谁知顾晏根本没等他回答，就收拾起了那些证据资料，道：“自己想吧，我出去一趟。”燕绥之很气：“……”我他妈好不容易有耐心演一回你又不看了？顾大律师说话做事总是干脆利落的，说走就走，没一会儿房间里就只剩了燕绥之一个人。他的腿其实不怎么痛了，但是走起来依然不那么自如，所以顾晏出门没打算带他。当一个实习生没有活儿干，那就真的会闲成蘑菇。如果在南十字律所，他还能扒出爆炸案看看始末，在这里他想扒都没地方扒，只能无所事事地靠在椅子里晒一会儿太阳。不过这种无所事事的感觉对他来说其实非常难得，于是没过片刻，他就心安理得地支着头看起书来。只不过看书的过程中，他的注意力并不集中，那几页证据还时不时会在他脑中晃两下，已经是职业病了。这个案子其实不算很难，至少没有他在约书亚·达勒面前表现得那么麻烦。如果证据真的有伪造的，那么细致整理一遍一定能找到许多可突破的漏洞。之所以对约书亚·达勒说难，只是因为如果律师表现得太轻松，当事人就会觉得“即便我少说一些细节和真相，他也一样能搞定。”而他想听真话，尽量多的真话。他这么想着便有些出神，目光穿过窗玻璃，落在外面大片的低矮房屋上……嗯？看了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