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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没胆量要自己的命，我还没活够呢。”

“误会？简直是胡闹！要不是你那位姓齐的同学，你恐怕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我避开父亲愤怒的眼睛，扭头看向窗外。齐歌轻易地找到了女朋友，我却无法听从他的建议也去找个女孩子。他到底还是在我这块盐碱地的最深处种了点什么，想一次性连根拔去有一定难度，我只能选择淡忘。而淡忘的前提是眼不见为净。

我转向父亲：“下学期我想去法国留学，那里的艺术氛围比较好，器乐演奏也比这里受重视。”

“你自己办手续吧，我和你mama都没时间帮你。需要多少钱你提前告诉我。”说话的间歇，父亲看了看腕表。

他在赶时间。我推断，排除了我再次“寻死”的可能，他又想起了工作，也许离开病房就会直奔机场。

“你好好休息，别再闯祸了。我还有工作，这次你mama会在北京多待两天，需要什么你跟她说。”

目送父亲从床角拖出行李箱匆匆离去，我不禁佩服自己的推理能力。

大概父亲登机前曾将我的情况对母亲有所交待，第二天母亲来送饭时神情很是轻松。她说那一大罐飘着红枣的鸡汤是一位白衣天使提供的配方，专门给我补血的。她说话的口气让我觉得我应该搬到妇产科去。

她又问我那个姓齐的同学和我聊些什么？我有些莫明其妙。她说他在医院门口碰到他，还打了招呼，难道他没来看我？

我故意转换话题：“咱家在通州买房了？”

母亲说，她正准备和我说这事呢。当初她和父亲听同事的撺掇在皇家新村买了一套复式，没来得及跟我说就出差了。走的时候把装修全权委托给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工了。她明天又要出差，只能拜托我等完工后去验收、付尾款。

说到这里，她有些内疚地说：“我知道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去不了就先拖着等我们回来吧。”

我坐在床上做了个扩胸动作，对母亲说：“这事交给我就行了。我明天就能出院。”

不过，我还是没拗过医生，在医院又多住了三天。我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换了个手机卡。把房子的事情办完后，我回军博的家略作收拾，当天就搬到了皇家新村。

房子刚装修完，家俱摆设都是新的，我嫌有味道就彻夜开着窗。有一天夜里，北京大风降温，我冻病了，发烧咳嗽折腾了两个多星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我又患了厌食症，吃什么吐什么，只能靠营养针剂维持体力。连退学手续都是父亲帮我办的。经过几个月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我的厌食症在4月底得以痊愈。

好在我生病期间中介公司一直在帮我联系去法国的事情。7月初，我拿到德彪西的母校──巴黎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办理各项繁琐的出国手续。

8月底，我到军博的家收拾去法国的行装，从旧钱包里翻到贺庆生的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过去了。毕竟朋友一场，走也得说一声。

贺庆生一听是我，在电话里大声嚷道：“好小子，我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我把要出国的事跟他说了，他说走之前一定要聚一聚，我说算了，都挺忙，心意到了就行。

他迟疑了一下，嗫嚅着说：“有个人，一直想见你。”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问他要了电话。

DOUBLE听到我的声音，沉默了至少一分钟才说话：“没想到还能联系上。以为你不愿意理我呢。”

我简单地解释说：“我大病一场，挺严重的，在医院里呆了好几个月。不想让朋友惦记，就谁也没说。”

他问我现在身体怎么样，我说：“身体倍儿棒，吃嘛儿嘛儿香。”

他在电话里很沉闷地干笑了两声，说：“挺想你的。其实咱俩只见过一回面吧？”

我说：“可不是，一见如故啊！你现在混得怎么样？”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那点破事儿你恐怕早就知道了。其实那些所谓的叛逆全是烟雾弹，都是给后面的大逆不道做掩护呢！”

我说：“我知道。”

“你有喜欢的人吧？”他问。

“嗯。”我淡淡地回答。这个事实我不想否认。

“那天晚上，你哭得挺厉害的。”

我咬住了嘴唇。

“我国庆节要结婚了。”他说这句话时口气过于沉重，根本不象是在宣告喜事，听上去倒好象在说：“我得了不治之症了”。

因此，我没有对他说恭喜，而是说保重。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去了趟邮局，把那支闲置很久的苏木弓寄给了它的原主人。没有附一个字。

从邮局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张巨幅“蓝莓”水果糖的广告，马上联想到自己钢蓝色的头发。“蓝霉”，我顶着一头蓝色的霉气，能不病得要死要活吗？当下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四，把头发漂了几缕酒红。但愿从这天起，我真的能鸿运当头。

9月24日，我登上了飞往法兰西的飞机。一个人。

临行前我嘱咐父母，不要把我的地址和电话告诉别人，我不想影响学业。

2002年的春节，我到法国已经半年了。

我经常站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校园里，站在德彪西的雕像前发呆。

我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鱼缸和一条粉红色的金鱼。两天后，那条金鱼原因不明地死去。

我又买了一条同品种的金鱼，它在我的鱼缸里生存了五天。

第三次买金鱼时，我顺便买了一本家养金鱼的书，它没等我把书看完就离了这个世界。

后来，我买了一只巴西龟。坐在漂亮的鱼缸旁观赏我的巴西龟时，我会恶狠狠地说：“妈的，我看你敢死。千年王八万年龟，我死了也不许你死！”

拎着从超市给巴西龟买的黄瓜，我信步走回学校，又站在德彪西的雕像前。午后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我，把我的身影映在雕像的基座上。我四肢软软的滑坐在雕像前的草坪上，侧身靠着雕像基座，冰冷的花岗石抵着我的左额和左肩。我伸出手指，无意识地描摹着基座上的字：1862……

当我的手指描到生卒年之间的小短横时，一个人走近我，蹲在我的身边，伸出手覆盖住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