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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戳棕熊的眼睛”，罗杰会这么形容，劳务助理罗杰，以前是个邮航机长，1970年初在侦察任务中被击落，档案没有注明在哪里，侦察什么。当年由中情局雇员组成的“波恩小乐团”里，海因斯是唯一还活着的。他擦了擦手，回到房间里。莱昂睡着了，歪在脏兮兮的床单上，抱着那个黑色帆布袋。海因斯把藤椅往旁边拉了拉，远离窗户，重新坐了下来。现在他能分辨出哪里更疼一些了，腰侧，子弹差点击穿肝脏的地方。他和安东躲在被炸毁半边的学校里，爆炸声整夜不停，摇撼着漆黑一片的贝鲁特。暂时停火，他提议，凑到对方耳边，安东闻起来像皮革、火药和血，直到我们活着离开这个地狱。苏联人向他伸出一只沾满灰尘的手，如果不是因为流了那么多血，海因斯一定会大笑起来的。他们握了握手。光线渐渐消失了，覆盖着窗户的布帘从土黄变成暗淡的灰蓝色，阴影在地板上缓慢爬行。他没有开灯，专心致志地听楼梯间那边传来的声音，指望这样能把注意力从似有若无的疼痛上移开。然而在这片动荡不安的黑暗里，他又别无选择地回到千疮百孔的贝鲁特去了。☆、Epi.077.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他提起了meimei，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会儿感叹她比那个秃鹫般的老修女更适合当护士长，过了一会又说他没有什么meimei，没这个运气，你有兄弟姐妹吗，安东？介意我叫你安东吗？“不。”对方吐出一个音节。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亲属还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闪光照亮了墙壁，又迅速回归黑暗，爆炸声姗姗来迟。他闭上眼睛，安东又拍了拍他的脸颊，那么用力，简直是一巴掌。“别睡着。”“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也许。”“□□。”安东点点头，不为所动，“你刚才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他不记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个了，卢克·麦卡伦上的是公立学校，重读了一次九年级。亚历克斯在瑞士长大，辗转在三间预科学校之间。康纳·海因斯有一个叫托比的室友，这个恶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头上，把他的书丢出窗外。康纳终于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头按进棒球场的泥浆里。他们两个都被停学一星期，海因斯参议员亲自拜访了校长，小康纳第二天就回到了课室里，脸颊肿胀，嘴唇的裂口在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就会流血。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过架吗，大个子？“打过。”“谁赢了？”“大多数时间是我。”“那感觉一定很好。”“还可以。”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到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海因斯。”“是的？”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他不是德国人。”“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我说我需要吗啡。”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见鬼，把它拿开。”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