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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再把字母变成文字，汉娜要克服种种阻力。孩子的手可以挪来挪去，随着字体而变化。汉娜的手不知向什么方向移动，但又必须移动。写一个字母要下好几次笔，上划下一次笔，下划下一次笔，弧线下一次笔，延长线再下一次笔。每个字母都要付出新的努力，结果还是里出外进，高低不一。

我读着她的问候，心里充满了欢喜："她会写字了！她会写字了！"那些年里，能找到的有关文盲的文章我都读过了。我知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在找路，找地址或在饭店点菜时多么需要帮助，在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传统的习惯做法行事时多么提心吊胆，在掩饰自己不具备读写能力时多么煞费苦心，他们因此而不能正常生活。文盲等于不成熟。汉娜鼓起勇气去学习读写，这标志着她已经从未成年向成年迈出了一步，脱离蒙昧的一步。

然后，我仔细观察汉娜的字，我看到了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劳动，我为她感到自豪。与此同时，我又为她感到伤心，为来迟和错过的生活而感到伤心，为生活的迟来和错过而感到伤心。我在想，如果一个人错过了最佳的时间，如果一个人长期拒绝某事，如果一个人过久地被某事所拒绝，即使最终他开始花力气去做并乐此不疲，那么也为时太晚了。或许不存在"太晚"的问题，而只存在"晚不晚"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晚"要比"从未"好？我搞不清。

在接到第一封问候信之后，我就不断地收到她的来信。总是寥寥几行字，或一份谢意，或一份祝福，或想更多地听同一位作者，或不想听了，或对一位作者、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本中的人物评论几句，或在监狱里看到一件什么事。"院子里的连翘已经开花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点"，或者"从窗内向外眺望，我看到鸟儿是怎样地聚集在一起飞向南方的"。常常是汉娜的描述让我注意到连翘、夏日的雷雨或聚集在一起的鸟儿。她对文学的评论经常准确很令人惊讶不已："施尼茨勒在吠叫，斯特凡茨韦格是条死狗"，或者凯勒需要一个女人"，或者"歌德的诗就像镶嵌在漂亮框架里的一幅小画"，或者"伦茨一定是用打字机写作的"。由于她对作者们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只要他们不是明显地不属于同代人，她都把他们视为同代人，她的评论也都是以此为前提做出的。实际上有多少早期文学作品读起来像现代作品呢？我对此感到困惑。不了解历史的人反而更能看清历史，旁观者清嘛。

我从未给汉娜回过信，但是我一直在为她朗读。我曾在美国逗留了一年，这期间我就从美国寄录音带给她。当我去度假或者特别忙的时候，录好下一盒录音带的时间可能就要长些。我给她寄录音带没有固定的周期，或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有时也可能隔三周或四周之后才寄。现在汉娜学会了，也可能不再需要我的录音带了，那我也就不那么着急了。尽管如此，她可能仍然喜欢我给她。朗读是我与她交谈的一种方式。

我把她所有的信都保存了起来。她的字体也有所改变，起初，她努力把字母写得工整，但却很不自如，后来就轻松自信多了，但是，她的字从未达到熟练的程度，却达到了某种严谨美，看上去像是一生中很少写字的老年人所写的字。

第07节

当时，我从未想过汉娜有一天会出狱。问候信和录音带的交流是如此正常和亲密，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完全可能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我知道，这很舒适，很自私。

然而，女监狱长寄来了一封信：

几年以来，史密芝女士与您一直有书信往来，这是史密芝女士与外界的谁一联系。这样，我只好求助于您，尽管我不知道您与她关系的密切程度，不知您是她的亲属，还是朋友。

明年史密芝女士将再次提出赦免申请，我认为，赦免委员会将会批准她的申请。在被监禁了十八年之后，她不久将要被释放。当然了，我们可以为她找房子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为她找房子和工作。依她的年龄来看找工作将会比较困难，尽管她的身体仍旧很健康，尽管她在我们的缝纫厂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亲属或朋友来cao心这件事，在她出狱之后把她安排在他们附近，陪伴她，让她有个依靠，这要比我们来做好得多。您无法想象，一个人被监禁了十八年，出去之后会是多么孤独无助。

史密芝女士自理能力非常强。如果您能为她找到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头几周或头几个月能常去看看她，能邀请邀请她，能让她了解教会、业余大学及家庭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机会，这就足够了。此外，十八年之后第一次进城购物，与政府部门约谈，或找一家饭店吃饭都不那么容易，有人陪伴就容易多了。

我注意到您没有探望过更密芝女士。

如果您这样做了，我也就不必给您写信了，而会是借您探望她的机会与您商谈此事。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您在她出狱之前来探望她。烦请您借次机会来我这儿一起。

那封信以最衷心的问候结束。那问候并未让我感到那是对我的衷心问候，而是让我感到这件事是女监狱长的一桩心事。我已经听说过她，她的机构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她的意见在监禁法改革问题上举足轻重。我喜欢她的信。

但是，我不喜欢我所面临的事情。当然了，我必须要为她找房子，找工作，而且我也付诸行动了。一些朋友愿意把房子里既未使用也尚未出租的小住宅廉价出租给汉娜。我偶尔到一家希腊裁缝那里修改衣服，这位裁缝想雇用汉娜。和他一起经营这家裁缝店的是他的meimei，她搬回希腊去了。早在汉娜出狱以前，我就开始关心教会和世俗机构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但是，探望汉娜我却一拖再拖。

正因为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才不想去探望她。我有一种感觉，她将说她与我像过去一样只能保持一种实际距离。我怕她说，那微不足道的、隐匿的问候和录音带太做作和太伤害人了，她必须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我们怎么还能再次面对面地接触而对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恶心呢？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几乎就要挨到不必去监狱了。我好久没有从女监狱长那儿听到什么消息了。我曾经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为汉娜找房子和找工作这些汉娜将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她大概指望借我探望汉娜之际与我谈一次。她哪里会知道，我不仅把这次探望拖延了下去，而且想逃避它。但是，赦免汉娜的决定终于批下来了，汉娜即将出狱。女监狱长给我打电话，问